讲述丨谢刚：一张载满情感的贺卡

编者按：本文作者谢刚曾于2011年7月至2021年12月，任中国外文局所属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编辑。2021年12月，谢刚从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离任，本文讲述了他从香港离开时的故事。

从香港和平公司离开，我坚决拒绝了同事的送行。

我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一动情就伤感。毕竟已经与大家朝夕相处了十年，过了知天命岁数的人了，要是一句话戳到了心底的“软”，再涕泗滂沱，真就把脸都丢到香港了。

我写了一些告别的信，封装好，出发后才让阿董寄出去。我觉得这次自己把情绪控制得很好，直到最后一天上班，依然与所有人有说有笑。

阿国送我到机场时，我俩一起费力地抬下我的大箱子，腼腆的阿国竟主动伸手跟我握了握。

阿国操着他那一直说不好的普通话说：“我就要退休了，你下次来……”我竟然还能理性地跟他开玩笑，说：“你这身体，活到九十九没问题，和平要是每年宴请一次老员工，你能参加四十回。”但转过身去，泪就盈在了眼眶里。

离开香港，我应该不再是香港和平公司的人了。我在心里劝慰着自己，可眼睛和鼻子都有些不识劝。

坐在候机厅的角落里，我默默抽泣，惹得旁边一个大姐见我总擦鼻子，觉得我可能是新冠的“危险分子”，立即躲瘟神一般离我远去。

在隔离酒店里，我把自己带的书、将来新单位或许用到的一些资料都从箱子里搬将出来，准备利用隔离的这段时间，给自己充充电。结果，我就看到了夹在几本书中间的这张贺卡。

香港人保留了很多老传统，比如送贺卡。一些老派的文人，不仅每年要手写贺卡，有时候还会订制自己专属的贺卡。

我从书里看到，罗孚就曾自己设计和印制过贺卡，潘耀明先生说金庸用的也是自己专门做的贺卡。蓝真是香港出版界的老前辈，生前每年都会寄贺卡给我，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
和平有一个传统，同事过生日时，公司会买一张大大的贺卡，所有同事都会签名，写几句祝福的话。

在港十年，我得到了十张这样的生日贺卡。

虽然匆忙离任，大部分东西和陆陆续续买的各种图书都舍弃送人了，但这十张贺卡，我带回了北京。

因为疫情，大家尊重了我离任一切从简的请求。没有送行，没有聚餐，也没有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说说话的程序。只在公司周年庆上，买了个蛋糕，由我主刀切（过去都是公司年长的主刀）。大家吃蛋糕时，效华宣布了我离任的事，我说了几句感谢大家的话，就算是告别了。

我是周一下午的飞机。上午，我一如既往地来上班，处理完手头的一些事，在应接不暇中，货仓的阿琛递给了我这个大信封，因为赶飞机，我就随手与要看的书一起放进了包里。

在隔离酒店里，当我看到这贺卡里面的文字时，我的泪水就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这是一张精心准备的贺卡，告别主题，情境切合，满是心意，还专门贴了一幅照片，那是之前公司郊游时的合影。贺卡上还有发行部同事的签名。

在和平十年，与我交流最少的就是发行部。他们要么在外“跑街”，要么在库房那边忙着发货，而且因为公司推行了A级管理模式，我很少介入他们的具体事务。当然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，我不像效华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，而他们涨红了脖子说的普通话，往往比粤语还难听懂。

偶尔他们也会与我聊几句“别家今年不行，我们可以”“能揾钱，辛苦不怕”之类。话很少，但都很单纯质朴，就像他们写的这贺卡。他们不擅长遣词造句，字写得也是歪歪斜斜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他们真挚情感的表达，在我心里，每个字都凝着情，闪着光。

“相与十年亲且旧，一笑天涯携手”，人虽然已经离开了香港，也不再是和平的人了，但十年的齐心协力，十年的和衷共济，即使人在天涯，情意又哪能割舍得了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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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 谢刚

编辑：袁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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