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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述丨谢刚:一张载满情感的贺卡

编者按:本文作者谢刚曾于2011年7月至2021年12月,任中国外文局所属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编辑。2021年12月,谢刚从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离任,本文讲述了他从香港离开时的故事。
从香港和平公司离开,我坚决拒绝了同事的送行。
我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一动情就伤感。毕竟已经与大家朝夕相处了十年,过了知天命岁数的人了,要是一句话戳到了心底的“软”,再涕泗滂沱,真就把脸都丢到香港了。
我写了一些告别的信,封装好,出发后才让阿董寄出去。我觉得这次自己把情绪控制得很好,直到最后一天上班,依然与所有人有说有笑。
阿国送我到机场时,我俩一起费力地抬下我的大箱子,腼腆的阿国竟主动伸手跟我握了握。
阿国操着他那一直说不好的普通话说:“我就要退休了,你下次来……”我竟然还能理性地跟他开玩笑,说:“你这身体,活到九十九没问题,和平要是每年宴请一次老员工,你能参加四十回。”但转过身去,泪就盈在了眼眶里。
离开香港,我应该不再是香港和平公司的人了。我在心里劝慰着自己,可眼睛和鼻子都有些不识劝。
坐在候机厅的角落里,我默默抽泣,惹得旁边一个大姐见我总擦鼻子,觉得我可能是新冠的“危险分子”,立即躲瘟神一般离我远去。
在隔离酒店里,我把自己带的书、将来新单位或许用到的一些资料都从箱子里搬将出来,准备利用隔离的这段时间,给自己充充电。结果,我就看到了夹在几本书中间的这张贺卡。
香港人保留了很多老传统,比如送贺卡。一些老派的文人,不仅每年要手写贺卡,有时候还会订制自己专属的贺卡。
我从书里看到,罗孚就曾自己设计和印制过贺卡,潘耀明先生说金庸用的也是自己专门做的贺卡。蓝真是香港出版界的老前辈,生前每年都会寄贺卡给我,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和平有一个传统,同事过生日时,公司会买一张大大的贺卡,所有同事都会签名,写几句祝福的话。
在港十年,我得到了十张这样的生日贺卡。
虽然匆忙离任,大部分东西和陆陆续续买的各种图书都舍弃送人了,但这十张贺卡,我带回了北京。
因为疫情,大家尊重了我离任一切从简的请求。没有送行,没有聚餐,也没有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说说话的程序。只在公司周年庆上,买了个蛋糕,由我主刀切(过去都是公司年长的主刀)。大家吃蛋糕时,效华宣布了我离任的事,我说了几句感谢大家的话,就算是告别了。
我是周一下午的飞机。上午,我一如既往地来上班,处理完手头的一些事,在应接不暇中,货仓的阿琛递给了我这个大信封,因为赶飞机,我就随手与要看的书一起放进了包里。
在隔离酒店里,当我看到这贺卡里面的文字时,我的泪水就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这是一张精心准备的贺卡,告别主题,情境切合,满是心意,还专门贴了一幅照片,那是之前公司郊游时的合影。贺卡上还有发行部同事的签名。
在和平十年,与我交流最少的就是发行部。他们要么在外“跑街”,要么在库房那边忙着发货,而且因为公司推行了A级管理模式,我很少介入他们的具体事务。当然,还有很重要的一条,我不像效华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,而他们涨红了脖子说的普通话,往往比粤语还难听懂。
偶尔他们也会与我聊几句“别家今年不行,我们可以”“能揾钱,辛苦不怕”之类。话很少,但都很单纯质朴,就像他们写的这贺卡。他们不擅长遣词造句,字写得也是歪歪斜斜。但我知道,这是他们真挚情感的表达,在我心里,每个字都凝着情,闪着光。

“相与十年亲且旧,一笑天涯携手”,人虽然已经离开了香港,也不再是和平的人了,但十年的齐心协力,十年的和衷共济,即使人在天涯,情意又哪能割舍得了呢?


- END -

作者: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 谢刚

编辑:袁帆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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